按：本文首发于4月14日《新快报》，见报时题为“民意不能杀人，可阻止人被杀”，并有删节。此为原版。

　　据载，新任首席大法官王胜俊先生在会谈中称：“对待判不判死刑的问题，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几句惊人之语，使法学界一片哗然。我们耳熟能详的审判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群众感觉”忽然成了死刑依据，听起来未免有些可笑。

　　这种言论其实并不新鲜。孟子与梁惠王讨论死刑问题的时候便说过：“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当然，结合王大法官的指示，孟子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国人皆曰不可杀，然后赦之。”

　　笔者对这种言论持一种有限的同意：民意不该有杀死一个人的权力，但应该有阻止一个人被杀死的权力。如果法官能够在法律的限度内正确的衡量“群众感觉”这个因素，未必不是法治的进步。

　　即使是在同一罪名之下，犯罪的恶劣程度也有天壤之别。仅以“故意杀人罪”而论，可以分为情杀、醉杀、仇杀、斗杀、奸杀、劫杀、刑杀、虐杀……等等，其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社会危害性等也各各不同。天门城管殴死魏文华令人发指，小贩崔英杰案则让人一掬同情之泪。如果二者同样被处以极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抱怨司法的不公。

　　现行的《九七刑法》中，以四十七个条文设立了六十八个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但是这六十八个罪名里面，只有劫机、持械劫狱、绑架撕票等五种严重犯罪的极端情形下，才适用绝对死刑。换句话说，绝大部分“死罪”，未必要处以死刑，法官还可以综合犯罪情节，选择适用徒刑及其他刑种。

　　我国刑法对量刑问题的总体规定是：“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如果说一个罪行其情可悯，其罪可矜，需要顺从民意从轻处罚，那么它必须符合两个前提：一是必须在刑法规定的酌定情节之内，二是必须走在公正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后。法律从不否认自己的有限性，在穷尽法律规则后仍不能得出确定结果的状况下，法律可以承认“群众感觉”作为量刑的一个依据。

　　但是必须强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绝对不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作出死刑裁判的理由：其一，媒体的扭曲报道或断章取义，可以轻易改变群众的观感；其二，我国每年有几十起死刑案件，为媒体关注的并不多，有重大影响的更少。如果要把群众感觉纳入量刑依据里面来，我国的司法系统除了公检法三家，恐怕还要加一个调查公司进去；其三，在集体当中，道德感又容易走上极端，弥漫成一种暴戾的情绪。无论是贪官墨吏，还是奸险小人，即使按照法律罪不致死，我们也总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这种“民意”未必是真实理性的。

　　事实上，在司法专业化、程序化的同时，并行不悖地照顾舆情民意，早有更恰当的方法可循，那就是世界普遍采用、我国亦在推行的人民陪审制。与其到案外去征询“群众感觉”，不如多听听法庭上人民陪审员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