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服务“换”醉驾不起诉,此个案算司法创新吗
来源:解放日报    发布时间:2017-12-6

  日前,浙江省温州瑞安市检察院以公益服务代替刑罚的方式引发舆论关注。四川籍男子张某醉驾,血液中酒精含量达139mg/100ml,在自愿完成30个小时社会服务后,拿到检方的“不起诉决定书”。

  虽然有所争议,但从法理上来看,瑞安市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并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今年5月,最高法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其中对醉驾明确表述:“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观之张某,醉酒驾车并与他人发生碰撞,导致一位人力三轮车主擦伤,依法应该处罚。但由于情节轻微且认罪态度较好,且已调解赔偿,基本符合不起诉标准。

  即便如此,这一在全国尚属首例的判罚,仍被部分舆论理解为是醉驾入刑“松绑”的信号。特别是对以公益服务“换”刑罚充满怀疑和担忧——“情节轻微”如何定义?谁来监督相关部门滥用权力?

  在瑞安市检察院看来,公益服务代替刑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司法实践,是人性化执法”,契合了教育、惩戒、挽救、改造的法治精神,让轻微犯罪者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检察院的解释本身没什么毛病,不过,不能因为道理说得过去,就忽略舆论关于公益服务的关切和追问。

  事实上,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对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判罚公益服务是较为成熟的通行做法。1973年,英国在《刑事法庭权力法》中首设社区服务刑。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等国家也先后把社区服务刑纳入各自的刑法典中。我国香港则于1984年正式通过“社区服务令”条例。

  除了把社区服务刑纳入法律体系,让其师出有名外,为防止相关部门滥用自由裁量权,大多数国家也对附条件不起诉、社区服务刑的适用对象、范围和条件进行详细界定,并构建一定的制约、监督和追责机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社区服务刑”普遍由法院作出判决。如果当事人在社区服务过程中违反社区服务法令,将承担更严厉的处罚。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尽管也有部分地区开始尝试社区服务刑,尤其在涉及到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中。但应该说明的是,在我国,社区服务刑并不属于刑罚的一种。刑法修正案(八)中,虽然规定社区矫正制度,但具体如何实施,有哪些方式和手段,需遵照何种程序,这些都未具体细化。

  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文进行规范,又缺乏相应的程序和监督保障机制,只能靠司法实践、司法创新经验的积累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特别是在这次“醉驾不起诉”案例中,作出公益服务判罚的主体不是法院而是检察院。外界对于判罚存在担忧也并非毫无道理。

  要化解公众担忧,需要以详尽的制度和法律规定来回应公众的追问。司法创新可以有,但要充分把握好“法理”与“人性化”之间的平衡,兼顾公众的情绪与期待。这也给有关部门提了个醒,在基层部门司法创新、执法创新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应思索上位法的修订、相关配套政策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