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 宋日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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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云去世后全家合影(摄于1980年)

  今年3月18日,是父亲宋日昌诞辰100周年。面对父亲的遗像,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父亲常给我讲起的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故事,浮现在脑海,父亲几十年的谆谆教诲犹响耳畔,禁不住走笔行云,写出此文,算作对父亲百年的纪念。


  战争年代的故事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父亲宋日昌从留学地日本赶回祖国,投身抗日工作,在山西参加薄一波同志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抗日组织,从事对敌的宣传工作。当时阎锡山学八路军的建军办法,让薄一波组建由爱国青年组成的“新军”。党组织派我父亲去阎锡山的骑兵军,任“文司令”。母亲游云随父前往,主要做骑兵军军官太太们的统战工作,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为了动员更多的革命青年加入新军,父亲找到骑兵军驻地的地下党组织,会见了地下党的负责人,并将组织介绍信交给了地下党的负责人。“新军”发展神速,阎锡山担心山西被“赤化”,便开始制造所谓“清党”的白色恐怖,那个地下党负责人叛变了,将父母的党组织介绍信交给了阎锡山,请功邀赏。这时阎锡山才发现自己所赏识的“文司令”原来是共产党,于是将我父母“驱逐出境”,即勒令离开山西。父亲打起行袋,声称去西安,然后悄悄地到了延安。
  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之后,1940年春天,党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苏北加强新四军的工作。由我父亲任队长,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姚子健任副队长,带100多位干部前往苏北,沿途要经过国统区和日寇统治的敌占区,所以,所有干部都做了乔装打扮,我父亲佩上校军衔,其他同志则作为18集团军的伤病员,到后方疗完伤返回前线。我母亲抱着我当时刚满一岁的哥哥宋峻,扮成随军护士,照顾伤病人员。火车过西安时,国民党宪兵上车检查,我父亲镇定应付,宪兵检查后,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证据,就放行了。同志们都松了一口气,事后,我母亲才告诉姚子健,组织介绍信缝在我哥哥的小棉袄里,干部名单用油纸包裹着,藏在我哥哥的尿布里。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帮助下,队伍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顺利到达新四军四师彭雪枫的部队。
  到达苏北根据地后,父亲在苏北行署从事民运工作。有一次下乡执行任务,当时是初夏时节,田间小路两边是一人高的“青纱帐”,父亲带着警卫班急步行军。他是南京东南大学体育系毕业的,走路很快,健步如飞,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然而他是近视眼,艰苦的战斗生活,一付镜片早已破损,又无处配眼镜。父亲走得快,只有两个警卫员紧紧跟着,警卫班的其他战士已远远地落在后面。小路过了一座桥,有个急转弯,父亲转过弯,模模糊糊看见前面一支黄衣服的队伍,起初以为是自己的兄弟部队,等走到跟前,听见他们说的是日语,再细看确是日军,而日本人看见走过来三个人,都穿着便装,以为是老百姓,也没注意。我父亲大叫一声:“鬼子!”一下闪进“青纱帐”,警卫员反应极快,掏出“快慢机”(可以连发的驳壳枪)打了一梭子,两个鬼子应声倒下!枪声通知了后面的警卫班战士,立即进入“青纱帐”投入战斗。等被打蒙的日军醒悟过来时,新四军战士早已无影无踪,恼怒的日军朝庄稼地里放了一阵乱枪。
  还有一次遇险是在苏北东台县的三叉河,父亲每次讲起,都要讲一个序幕——我哥哥宋峻刚学会说话,第一句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学着日军扫荡时三八大盖步枪的枪声。说也奇怪了,每次宋峻瞪着惊恐的眼睛,嘴里发出枪声时,准会碰上扫荡。一天早上,母亲刚给宋峻穿好衣服,宋峻的嘴里突然发出了枪声。说时迟,那时快,警卫员急步冲了进来:“快,鬼子来了!”母亲忙抱起宋峻,提着枪,要向外冲,警卫员忙阻止说:“来不及了,鬼子已经包围了村子,一大早,天还没亮,鬼子从河上偷袭来的,首长已带着机关撤走了。让我来接你们。”此时门外已传来鬼子兵的叫骂声,妇女孩子的哭喊声,显然已无法出门。这家房东是做猪鬃生意的,有间库房堆满了猪鬃毛,我母亲抱着宋峻忙躲进猪鬃里,警卫员又帮着掩盖实了,才跑到厨房,翻起土灶口的砖头,把两支驳壳枪藏在砖下想出门去探听虚实。刚走到门口,日本兵已冲了进来,用刺刀对着警卫员的胸口逼问:八路的干活,新四军的没有?警卫员“啊吗、啊吗”地装起了哑巴,日本兵用枪托打,用军靴踢,警卫员就是“啊吧、啊吗”两个发音。日本兵对家里进行搜查,搜到猪鬃库房时,母亲紧紧捂着宋峻的嘴,生怕发出声响,宋峻乖乖地不哭也不动。日本兵大喊大叫,并用刺刀不停地戳刺,见没有动静,就押着警卫员走了。
  当时此地是新四军的一处供应站,有被服仓库和后勤物资,这也是日本鬼子偷袭的目的。这时码头上一片混乱,日本兵押着一些老百姓,正从仓库搬运新四军的军布到船上,押解警卫员的鬼子兵,把警卫员押到船上。用抢来的军布,把警卫员绑在船栏杆上,鬼子兵忙着去执行别的任务时,警卫员对船民大姐悄悄地说:“我是新四军,乘鬼子不在,快放了我!”大姐机警地给警卫员解开绑,警卫员混在扛布的民工里,跑上岸,乘鬼子兵不注意逃了出来。回到房东家,他从灶口砖下取了枪,陪同母亲抱着宋峻,从村后撤出,追赶机关队伍去了。


  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父亲是个严父,他既有中华传统的教育思想和道德准则,又有开放的教育思想。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六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都很顽皮。平日里父亲工作很忙,不可能盯着管我们,但若父亲发话,那问题肯定很严重,父母的基本教育原则是:“棍棒之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
  我记得的第一个故事,是在山东临沂新四军部,我刚读小学一年级,第一天上课,老师讲课讲到一半,我突然站起来说:“老师你别说了,让俺们玩一会吧!”老师当时目瞪口呆,这事还被反映到山东教育厅杨厅长那里。那时我们家和杨厅长家住一个大院里,杨家院子里有枣树,我经常去偷枣吃,杨厅长不但不骂我,还给我拿枣吃,说以后想吃就来要。父亲知道我“偷枣”之事很生气,杨厅长却说,淘气的孩子聪明,又告诉他我在课堂上的事,父亲更觉得我不像话,杨厅长说:“孩子不爱听,说明老师课讲得不好,要他别口罗唆啦。”一席话把父亲说乐了,以后成了家里的笑话段子。
  当时临沂有庙会集市,十分热闹。一次,8岁的哥哥宋峻带着我到城门口去逛集。父母很生气,把我哥哥用绳子捆起来,要狠狠教训一顿,我看情势不妙,就逃走了。父母教训完哥哥,发现我人不见了,就在大院里四处找。在会议厅门口,里面陈老总正在开干部会议,门口站了不少警卫员,我父亲上前询问:有没有看见一个孩子?有名警卫员告诉他说:会议厅里有个孩子。当时陈老总在做报告,一张方桌上铺着一条军毡,我正钻在桌子底下玩,因有军毡遮着谁也没有看见,等我玩累了从桌下钻出来,对陈老总说:“我渴,想喝水。”陈老总摸摸我的头,把茶杯递给我继续报告,我端起杯子就喝,喝完又钻到桌下去玩。父亲听了警卫员这么一说,大惊失色,忙敲开会议室的门表示谦意,并从桌下领出我。陈老总看我父亲一脸怒气,关切地问怎么回事,父亲讲了事情的经过,陈老总对父亲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有什么问题要教育、开导,打骂不是好办法,今天就不要再打孩子了!”就这样,我免掉了一顿挨打。这段故事后来还被收在《陈毅传》中。
  在和平年代里,父亲常对我们说这样一句话:“一辈子做官,三辈子打砖!”要我们不要当八旗子弟,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提笼架鸟,吃喝玩乐,成为败家子。父亲一再告诫子女们不要盛气凌人,不要搞特殊化,相反要更努力,更严格要求自己。
  1949年在合肥时,父亲是皖北行署主任,母亲是合肥市宣传部长。大姐和二哥当时已读高中,在学校一个是团干部,一个是学生会主席,学校搞国庆庆祝活动,要演活报剧,需要用道具手枪,二哥宋峥就从家中警卫员处借了一支驳壳枪去学校演戏去。父亲回来,知道此事十分生气,立即派警卫员去学校追回枪,还叫回大姐和二哥,狠狠地批评,告诉他们演戏庆祝这是好事,但不能违法、犯纪律,枪是不能随便借人使用的,万一丢失或出人命会酿成大祸,“不能因为你们是我的子女就有特权,就可以为所欲为”。
  为了培养我们有平民意识和劳动观念,父母在寒暑假让我大姐、二哥和表姐去勤工俭学劳动锻炼——记得二哥和大姐是去电影院当售票员和领位员,表姐是去女子浴室当服务员、会计。
  为了培养我们自立自强的精神,我们七个子女从小学到大学,全是住校寄宿。我读初中时,每月有十几元伙食费和零花钱。为了节约,我们经常从上海中学步行到徐家汇,省下零用钱买文具和看书,每月总有节余,还存银行,养成了我们理财的能力。
  父母对自己和家人克勤克俭,但对同事、朋友经常慷慨解囊相助,保姆、警卫员或司机家有困难,父母都会给予接济和帮助。
  我从小学到读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甚至合身的衣服,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不是穿父亲的旧衣服,就是穿哥哥的旧衣服。父亲体型较胖,我穿他的衣服如同布袋装个木棍子,四处晃;哥哥们高大,我的袖管、裤褪常要卷二三圈,裤子的臀部、膝盖头、衣领处总是干干净净的几块补钉,全是姥姥亲手给缝补的。我每每心里想不通:一个副市长的儿子,穿这种衣服,很是丢人。但父母每次总是说:你勤俭节约是光荣,别去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学习、比工作、比贡献。不然就说:新三年、旧三年、补补缝缝又三年。这补补缝缝的三年准是我。直到我考进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父亲才用家里旧的墨绿色绵绸窗帘改做了一件中式棉袄罩衫,我才真正有了自己“出客”的衣服。
  20世纪60年代,政府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兵团的建设,当时安徽老家一位表兄弟到上海来找父亲,希望能得到照顾和帮助,因为我父亲在市里分管这项工作。父亲告诉他:“去新疆锻炼,建设边疆是好事,支持你去,但别的照顾是没有的,我送你一件礼物,给你改个名字,叫杨自立吧!”这个表兄弟欣然接受,到新疆后发奋努力,后来还成为一位书法家——杨自立。
  父亲很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特别在和平时期,建设祖国必须要有一技之长,把七个孩子培养成大学生,这应该说取决于父母的坚持。
  二哥宋峥1950年参了军,参加了抗美援朝。1960年复员后,他被分配在东北一个县城当了中学校长,也成了家,有了孩子。父母认为,当时他参军时只读到高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参军是对的,但现在复员了,必须完成学业,不然以后经济、科技发展了,就跟不上形势,会被淘汰,必须要有真才实学,有一技之长。经过反复说服,二哥终于来到上海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我看到30多岁的二哥每天一大早起来背英文单词,看到嫂子思念的家信,很感心酸,认为父母有些过份。后来二哥考上了北京外贸学院,退休前是山东外贸局的局长。
  四哥宋岚读高中时游泳成绩很好,蛙泳200米得到上海市中学生第一名,上海市队(竞技指导科)要吸收他为正式队员,四哥认为当了运动员就能挣钱,就能自立,就去了运动队。父母知道后,反复做他的工作,告诉他运动是好事,但学业不能放弃。要他坚持边学习,边训练。后来,四哥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分在市六医院,成为陈中伟断手再接的助手,还担任了上海卫生局的团委书记。“文革”中,他遭受迫害,在狱中含冤去世,最后用鲜血在墙上写下“打倒江青!”四个大字,成为反“四人帮”的烈士。
  父亲是个大孝子,教育我们孝敬老人。我们工作以后,父母要我们自力更生,不准“啃老骨头”,要我们每人每月交家里15元钱(当时月收入54元),参与支付家中的水电费和伙食费。一些叔叔阿姨知道后还说过他们:“你们又不缺这点钱。”但父母认为这是培养儿女的孝心和赡养老人的习惯,其实他们一分钱也没用,全用我们的名字存在银行里,等我们结婚时再拿出来作为结婚费用——这是父母的良苦用心。
  父亲晚年给我们每个子女写了一幅字,算是示儿家训。给我写的是:“崇儿,不但要导演好自己的一生,还要导演好你儿子宋晴的一生!”
  现在可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的是,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和我们的下一代,没有一个成为八旗子弟,全成了报国为民的有志之才!

  (宋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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