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民主党派 恢复活动初期的两件事
 

张兆伟

    “文革”后召开的第一次农工党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上海农工民主党党员“文革”前为985名,至1978年底共作古201人,锐减五分之一。党员人数减少、年龄严重老化已影响到民主党派与中共“长期共存”事业的发展。农工党与兄弟党派一样面临后继乏人,亟须发展组织的问题。
  农工党市委会抓组织发展试点于1979年下半年在普陀区委展开,时任市委常委、副秘书长、普陀区委主委的赵体健带了个好头,在全市率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这样做在“余悸”未消的年代极为不易。因此在1980年举行的农工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上海“发展新成员”的发言,受到了各地组织的欢迎。
  上海各民主党派在市委统战部关心、支持、帮助下,发展新成员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而农工党上海市委当时的发展势头走在上海前列。
  1982年新年伊始,农工党中央向省级组织下发通知,定于11月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开好此会,中央先定在华东抓试点,指定在江苏的两位中央委员章师明、管仲伟负责在南京召开研讨会,会期三天,各省市派一名代表参加。农工市委的倪伟思副秘书长兼组织处长在接到通知后给章师明通电话,称他身体欠佳,委托我代他出席。华东片调研会虽由两位中央委员负责,中央组织部还是派了办公室主任前来指导。农工党江苏省委为会议召开出了不少力,地、县两级组织的代表也列席会议。在三天大小会议的发言中,华东六省一市可谓各有千秋,但一致认为,江苏基础最扎实,上海发展闯新路。
  时隔9个月,农工党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如期在京召开。主题一是新时期民主党派的形势和任务;二是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
  这次会议得到农工党中央和中央统战部高度重视。上海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倪伟思和我(代表市),叶吉益、许方伯(代表区)、沈济苍(代表基层)。中央统战部在府右街大院为农工党各地代表举行欢迎座谈会,乌兰夫部长亲临讲话,晚间还举行宴请。会议召开之时,正是全国人民瞩目的审判“四人帮”期间,我们有机会去正义路1号会场参加旁听。

    落实政策与虞顺慰赴港继承遗产

  农工党自恢复组织活动后,成员依靠组织帮助申办各类事项与日俱增。虞洽卿之子虞顺慰1978年10月给周谷城主委写信并请转市委统战部张承宗部长要求代为反映对他定为“反动资本家”问题进行复查,并拟到香港领取“三北轮船公司”四艘轮船被沉的兵险赔款。
  被称为“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代表”的虞洽卿,解放前确实经营着民族产业——“三北轮船公司”。解放前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下,中国远洋货轮悬挂外国国旗的轮船司空见惯。“二战”爆发后,该公司四艘挂挪威国旗的轮船被该国政府征用,并于1943年沉没,按国际法律可获兵险赔偿。虞顺慰1965年首获挪威方面通知,即向其所在单位上海长航局汇报,局领导决定由虞委托该局出面代领。根据国际惯例,赔偿必须由本人领取,委托无效。单位出面碰了壁,几经周折无音讯,“文革”开始即失去联系。按海外相关法律,若15年不领取债权即告失效,此时距失效期仅一年,虞顺慰心急如焚可想而知。但虞顺慰同时知道,虽未领取,挂着的赔偿金可复利累计,领取的是一笔可观之数。他在给周谷老的信中说,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百业待兴,政府亟需外汇,“我这被’四人帮’定为‘反动资本家’的人,把这笔外汇贡献国家,是报效祖国的好机会”,希望重新对他复查定性,落实政策并批准出境。周谷老亲自批示由倪伟思抓紧办理,我们按照领导批示先致函市政协分管落实政策的副主席王致中,以后又多次向市政协有关部门催办。虞顺慰的政策落实和赴港事宜在1979年春终于尘埃落定。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亲自为虞顺慰饯行,周谷老、李振麟等出席作陪。
  虞顺慰赴港后与农工党上海市委一直保持联系。领取赔偿金之事,虞请好友船王董浩云亲去挪威联系后终获得成功。虞赴港后其香港亲友开始来上海走动,在沪的虞夫人赵亦贞也来信要求落实住房归还,经我们联系也获得部分解决。后虞顺慰定居香港,与时任驻会副主委的夏高阳经常保持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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