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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不怕其实是真怕
    
  

柴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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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气象科技虽然不能控制自然灾害的发生,但已经为防灾减灾预留了时间。灾害应急,最怕的是职能部门思想松懈,打无准备之仗。而如果政府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提前设计预案,加强预警,查漏补缺,提醒并引导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那么,即使灾害的猛烈程度前所未有,也有机会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预警的目的是防灾减灾,防患于未然,能否达到目标,关键在预警前后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和上海主政期间,对应对自然灾害都提出过“不怕兴师动众、不怕劳民伤财、不怕十防九空,就怕给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强自然灾害的预警预报,各地也制定了防汛防旱等应急预案,但细查其内容,一些预案大多停留在政府和相关单位内部,缺乏使全社会一呼百应的举措,将预警和防灾减灾上升到法律规定的地方几乎没有。这就意味着防灾减灾更多依赖政府及相关单位的临时决策与工作,防灾的效果取决于相关领导同志的责任心和自觉性。
  大家应该还记得2012年的北京“7·21”特大暴雨,造成了至少79人死亡,房屋倒塌1万余间,16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116.4亿元。今年10月7日,浙江余姚受台风“菲特”袭击,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水城,城区被淹,交通瘫痪,停水停电断粮,受灾非常严重,初步预计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余姚市委书记毛宏芳称:“虽然我尽了很大努力,我也想做好,但看抗洪救灾的结果,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原因,让老百姓受罪、受苦、受难,就只能打60分。”笔者认为,余姚应对举措是不合格的,打60分也高了。上海同样遭受特大暴雨袭击,10月8日虽然拉响了暴雨红色警报,受灾地区还有许多员工依旧艰难涉水上班,许多家长还在发愁是否该送孩子上学。即便是“红色预警”,也未能全部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值得检讨的。
  一座城市抵御自然灾害及抢险救援的能力,并非完全取决于行政决策者的领导执行能力,还依赖于市政基础设施的保障,气候水文环境的改善,公共安全应急法制健全等因素的作用。在香港地区,一旦气象部门发布8号风球预告,所有企业自动停工直到预警结束。再如日本,如果气象部门发出的预报在7时之前解除,则一切照旧;如果是7时以后解除,学校在2小时后开始上课。有了这样一些硬性规定和惯例,灾害来临时无需政府发号施令,百姓便知如何应对,减少无谓的灾害损失。
  暴雨也好,台风也好,地震也罢,各种自然灾害无法避免,但只要预警预报准确,应急预案充分,全社会一呼百应,就能减少损失。新一届国务院领导对国务院应急办提出的工作定位是,应急办要发挥作用,但不替代部门职能、不替代地方工作、不替代其他秘书局。因此,这次浙江余姚发生特大暴雨灾害,国务院领导同志未赶赴现场亲临指挥,人们也就可以理解了。作为城市管理者,只要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未雨绸缪的思路,有条不紊的节奏,以及自我完善的要求,就能不断激发广大市民的认同感和安全感。
  城市的治理能力总是一次又一次在考验中得到提升,考验越是严峻,检验城市管理水平的标尺就越是精细。希望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不要再犯“好了伤疤忘了痛,丧事当作喜事办,自己无能怪老天”的错误。